教育科学也需要宣传和普及

现在是科教兴国的时代，科技要下乡、要普及，这是毫无疑问的了，那么教育科学是否也需要宣传和普及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其实教育科学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它不过是关于教育这项社会事业的系统的认识而已。它的研究对象包括教育之“事”和教育之“理”两个方面，说得文雅一点，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教育规律在哪里呢？按照中国哲学的正确见解，“理在事中”，教育规律就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教育现象、教育事件当中。而教育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极其普通的事件，每一个成年人都有过受教育的经历，并且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在教育他人（至少为人父母者都要教育自己的子女）。故此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教育见解的。教育家的见解本质上和其他人亦无不同，只不过数量更多，更系统、更深刻一些罢了。他们的系统的认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教育科学。

其次，教育科学也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新鲜玩艺。作为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或思想体系，在人类系统思想史发生之初，就已经有了教育科学。比如在中国，儒家的孔、孟、荀是最重视教育工作的，他们的一套思想体系西方学者称为Confucian（孔夫子主义）。这一套东西经过一代又一代儒家学者的推崇、宣传和发展，成为每一个哪怕只有一点点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够理解并加以应用的教育科学知识。其普及的程度和《三字经》流传的广泛是一样的。《三字经》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讲的就是教育和人性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用如此简约的文字来阐述如此深奥的问题呢？目的就是要把大学习论思想以简约的形式进行宣传和普及，使每一个孩子和家长都能知晓。可以说，中国所以是一个礼仪之邦，中国人所以是一个好学的民族，和这些教育思想的宣传和普及是密不可分的。

近代以来尤其是当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以后，教育逐渐普及了，信息传递的方式业已多样化了，按理说教育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应当水涨船高，优于既往才是，但事实上我们却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上：被社会认同的出自专家学者之手的教育科学民众很少有人问津；出自一般教师、文人学士乃至领袖人物的东西似乎连论文都算不上，更难以称为科学。一个似乎太高了，一个似乎太低了，不高不低能够为群众理解而又堪称科学的教育科学又在哪里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半在于民众教育科学知识的缺乏，一半在于教育科学界对于宣传和普及的忽视。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民众是需要教育家引导的，这是教育家的职责所在。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家没能很好地尽其职责，笔者在此就教育研究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谈几点意见。

首先，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科学研究过于理性化，受了西方古典时期正统思想，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很大的影响。近代中国处于变革时期，破旧立新是思想界突出的现象，大部分进步的学者和思想家对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持否定的态度，对西学则持热烈的欢迎态度。西方的系统思想史始自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它倡导系统、深入、连贯的逻辑思维方法，推崇纯粹学术的研究。用柏拉图的话说，他崇尚的学术方法就是纯粹思维，它决不凭借任何假设，也不参照任何存在物，而只是运用概念，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进行推理，最后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这对于习惯于经验主义的中国学者来说确实是一种崭新的、有价值的学术方法，所以一经引入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这种源自西方的理性传统很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反思，结果柏拉图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恶果渐渐地也在我们的教育科学界表现出来了。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味地强调理论思维的特殊性，很少考虑过理论反映实际，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来的途径。尤其是近几年来，教育科研越来越走向艰深晦涩，很多人写出来的科研论文大家读不懂或者很难读懂，而作者却自以为高明。为什么还是中国语文，非要把论文弄到大家都搞不懂才算是科研呢？原来，他们根本就不管一般读者懂不懂，只是强调要坚持理论思维的正宗方法，如运用概念、变量、命题、论证等理论思维的特殊要素，对教育问题进行元分析等等。结果呢？不要说一般读者，像笔者这样有十多年专业经验的人也经常头痛，也还有到最后终于读不懂，只好放弃的。无怪乎为什么教育研究方面的专刊和专著越印越少，这么大个中国，据笔者的观察，超过3000册这个印数的就少之又少了。读者群如此之小，教育科学又怎能得到宣传和普及呢？

其二是教育著述体例的单一化。就知名度最高的教育著述而言，古代中国与西方差异并不太显著，大体都可归入两类：一是理性化、宏观的教育著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孔子的《论语》，内容既包罗万象，理论上亦极有深度。二是经验的、专门的教育著作，如中国无名氏的《学记》，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内容集中在教育本身的制度和操作方面，没有过多地涉及其它。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市民化社会的形成，伴随着文艺复兴和教育普及的前进步伐，西方各国教育著述的体例也日益丰富起来了。出现了教育小说，如拉伯雷的《巨人传》、卢梭的《爱弥尔》；通讯集，如洛克的《教育漫话》、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儿子的信》等。这些教育名著，采用的都是偏重于文学化、口语化的著述形式，是我们现在的专家学者所不屑于撰写的。近代中国却不是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教育理论界也曾出现过一股强大的力量，试图创制新的教育理论，并把教育科学加以广泛的宣传和普及。其中也产生了一些好的作品，体例也比较多样化。如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的演讲和短论；杨贤江、恽代英的教育通讯；叶圣陶的教育小说；梁漱溟的平民教育讲座；陶行知的教育诗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都非常通俗易懂，文字也都极为规范，极具感人的力量。如果说到研究，难道蔡元培、鲁迅、陶行知等这些有思想的大学者不会写那艰深晦涩的所谓“学术论文”？恰恰相反，他们是从艰深晦涩中走出来，然后带着平易近人的口语走向大众的。其中如章炳麟，还是公认的艰深晦涩的宗师，但看他的《太炎教育谈》，一样简明扼要，学究气全无。因为他们清楚，单凭他们自身的觉悟是不成的，他们需要通过教育唤起民众，提高全民族的自觉意识才成。奇怪的是后来这股风气却渐渐地窒息了，教育科学的研究既不甚兴旺，宣传和普及的热忱也慢慢地消歇殆尽了。于是，艰深晦涩的学术论著成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正宗代表，学术界产生了一种愈益顽强的脱离大众的倾向。

其三是创制者主体自身素质的局限。这里所谓创制者主体，首先是指参与教育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群体；其次是指与教育科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关系密切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出版工作人员。他们是教育科学宣传和普及的主体，离开他们的文字、身教和言教，教育科学的宣传和普及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些主体自身近年来却处处表现出与其职责极不适应的一些品质：首先是道义担当感的缺乏。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本来都有一种强烈的道义担当感，李大钊所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这种精神风貌的形象写照。没有这种精神风貌，“五四”学人就不会那般热衷于教育科学的宣传和普及。他们担当的道义是什么呢？就是要建设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借以振兴我们的国家。现在有大量的出版物不是庸俗、浅薄，缺乏科学性；就是一种新形式的科学八股，看起来文字倒也庄重、质朴、流利，读后使人感到味同嚼蜡，不知所云。这样的出版和这样的写作，有人讥之为“文化制造业”，依我看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结果。现在的创制主体们，尤其是那些既无真知灼见而又艰深晦涩的主体们，老实不客气地说，在不同程度上都犯了这个大毛病。这个大毛病改不掉，就不可能产生真正严谨的教育科学；即使产生出来，也很难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宣传和普及。